」「为什么中国经济这么好，还有这么多人要想方设法移民海外？」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抛出这样一个谁都不敢拿到?面上说的问题。

改革以后（或者近几年）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否在不断地扩大？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不一定一致。而出生在生活环境好的地方（往往是政府投入财政支出来建设很多公共服务设施的大城市）家庭的人却生下来就无端端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具有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条件。

二是不能只看以货币计算的名义人均收入指标，还要考虑到各地物价水平的差距，即衡量贫富差距应以人均实际收入指标。虽然邓小平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改革以承包的方式让农民行使土地的‘使用权，但由于同时规定不准擅自变更土地的用途，所以有限的土地使用权力却成为让农民永远束缚于生产效率相对低很多的农村种植业的无形锁链。总之，目前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涉及的利益面非常广泛，改革的阻力也大得多。尽管近几年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普遍超过沿海地区，导致地区间的相对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贫富差距也呈现类似的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还被指定生活在某个地方，从事特定的行业，不许自己擅自改变。

目前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是人人皆知的事情，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政府和大多数老百姓的共同愿望。也就是说在你的法定居住地以外的地方，你只能有办理‘暂住证后具有‘暂时居住的权利，没有与当地法定居民享受平等待遇的权利。当然，政府并不是一个省油的角色，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问题。

这些反映出，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城镇市民阶层与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人们对社会公平公正的需求近年来已在急剧增长。由于政府都是通过强制的征税权生存，又是通过强制力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奉行的显然不是市场的逻辑。不能干的人觉得国企虽然待遇和发展机会差些，但工作压力不大，在这儿混个生活容易，养老也有保障。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特殊性。

历史表明，权力的腐败总是最大的腐败。这就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人有惰性，不讲动力和利益，人们都吃大锅饭，效率低下，普遍贫困。

国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好，不被认为是职工的境况地位在公企比私企强，反被指为特权和刮国有资产的油。这是为什么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表面的。这样我们就在政府权力还没得到有效约束前，又要回答市场是否就是替代方案的问题。因此国企中优汰劣胜，很难避免。

但在18世纪中小商品生产的鼎盛时期，市场既受制于封建枷锁和行会壁垒，也受制于交易规模和生产能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真实生活都并不美妙。但不讲公正平等，弱肉强食，人可为奴，人类又回到早期乃至动物世界。有财产有资源的人与一无所有的人，选择空间迥异，可交换的内容大不相同。相对而非绝对垄断的寡头竞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

一些人抨击国企，不是基于经济，而是基于政治，是为了削弱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这在统计意义上也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国家由政府支配的收入大体占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存在垄断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和平等的竞争。中国的历史表明，当这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外来流动人口(史称流民)时，社会的动荡往往为期不远。

同时，与人体的发育一样，市场的发展也有癌症，这就是垄断。能干的人到国企，往往是为了有个经历，积聚资源，一旦时机成熟，或自立门户、反戈一击，或待价而沽，跳进外企。国企主要领导既要搞好企业，又要顾及乌纱帽，行为很难不扭曲。现在垄断的领域，也要尽可能打破垄断。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改革 国企 。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摆脱了最初集体经济对自己的人身束缚，继而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他们挣脱了乡村和土地的束缚而进城打工，比起过去，已是很大的进步。

现在争论最多的，浮在表面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问题，分歧的实质则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但是其管理和控制，还是要在国家手中。

国企领导的工资奖金只有同等规模的外企或民企的几十分之一，被指为薪酬过高，要严加控制和继续降低。这样，即便为了市场本身的秩序和发展，政府的角色就一直如影随形。

在群体事件中为了维稳而牺牲法治，或者不论是非，纵容姑息，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守法，不信法，挺身试法。可见，群体事件的发生和蔓延，反映了社会尚缺乏解决这类矛盾的正常的民主与法治管道。

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无论银行保险证券，还是油田矿山电信电力，央企之外，要么给外资，要么就是家族寡头了。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既有政府又有市场的混合经济之中。加强权利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有助于解决不少矛盾，但仍然会存在并产生新的问题，就如今天美国和欧盟也有自己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困境一样。实际上，现在经济改革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否就是国企，而后者又如何与市场经济兼容。

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寡头化和土地兼并导致社会结构固化和混乱动荡的例子，比比皆是。真正的挑战，是选择适合自己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与市场的恰当混合。

国企领导人到点退休，余地比党政干部大不了多少。正因如此，在现代西方国家乃至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极端国家主义或极端市场主义都没什么市场。

维权与维稳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人们讲的是效率动力和做大蛋糕，那么在社会领域就得讲公平公正，分好蛋糕。虽然也许人们的心思从开头就有差异和不同，但在相当一个时期中，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旗帜。

回过来综观历史，生存竞争和人性的机会主义，决定了市场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是谦谦君子的，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从来贯穿其中。本来，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大和最广泛的不公平，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放大一些说，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谈改革。所有这些，造成了国企目前尴尬的现状。

近代以来，当农民能自由迁徙进城时，城市的吸纳能力还相当有限，并不能给他们多少美好记忆。根本原因是，市场本身的运行，需要有外部强制力去维持秩序和公正，以防范市场交换中人们自身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两面性。

综合起来，虽有国家资源优势但内外交困的国企能搞成今天这样子，确实可说堪称不易。应当指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本地人和外地人(打工者)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冲突已经越来越普遍。

面对着他们自己能掌控或影响的巨额资产，有些人确实早已心动或垂涎欲滴，只是慑于党纪国法和众目睽睽，他们不能为所欲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个词本身就相互矛盾。